第20章

施定柔 / 著投票加入书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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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从沥川和我分手的那天开始,我一天至少给他发一个Email,从未收过任何回音。他走之后的第二天,我在绝望中给他打过一次电话,却被告知是空号。我打电话找纪桓,纪桓对此事一无所知。他帮我问过沥川的公司,得到的回答是,沥川被紧急调回CGP欧洲总部,他手上的设计图将会在欧洲继续完成。所以他仍然是CGP的首席设计师,虽然很大的程度来说只是挂名。CGP需要他的名望招揽业务。

    纪桓说,由于沥川极度保护自己的隐私,他对沥川的所有了解主要来源于CGP网站上的几句简单介绍。和我Google出来的信息相差无几。王沥川,著名青年建筑设计师。出生于瑞士伯尔尼,XX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建筑系,曾获得过以下奖项:XXXX年瑞士青年设计师大赛一等奖,XX年美国P/A金奖,XX年法国AS-4建筑设计大奖。代表作品:C城体育馆,M省皇家博物馆,各种名目的度假村、商业中心、音乐厅、会展中心等等。

    这些金光闪闪的履历不是我熟悉的沥川。我所熟悉的沥川,是那个深夜送我回家、陪我买火车票、因为被我爸骂而长了一身大包的沥川。沥川处处呵护我,没有半点架子。还有,沥川拄着手杖陪我散步,走得远了,会喊累;生病了起不来,夜里会求我替他倒牛奶。有天晚上我写一篇论文,写到一半没思路了,痛苦地喝咖啡,他居然问我,要不要他的“性服务”。我们很浪漫地做爱,然后,我一鼓作气,写到凌晨,论文得到最高分。

    那天,沥川和我在停车场分手,只用了五分钟。我从龙璟回来,感觉已过了千年。

    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寝室,在门口遇到了修岳。两天后,宿舍里传遍了我与沥川分手的消息。修岳找到我,问我,月亮没了,还要不要那枚六便士。我向他坚决地摇头。

    两年内我不闻不问,疯狂地学习、选课。到了大三的期末,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修完了所有的课。我问辅导员该怎么办。他说,你为什么不考研?他向我推荐了冯介良——冯静儿的父亲,英文系最资深的教授,劳伦斯专家。当年若不是学校在他夫人那里苦苦作文章,他早已被北大挖走了。我修过冯教授的“现代英国文学”。他挺喜欢我,给了我一个最高分。我于是去找办公室找他,问他考研的事儿。老头拍拍我的脑袋说:“别考了。英文你很好,政治你肯定不想背。我替你省了这一关吧。”我很快收到通知,由于成绩突出,我被保送研究生云云。

    研究生不交学费,不过,一个月的补助费只有两百来块。就算有奖学金,我照样还得打工。爸不再给我寄钱了。因为我弟与他大吵一顿之后,考上了中山医科大学临床系。学费比我贵两倍,父亲在经济上越来越捉襟见肘。小冬学习很刻苦,课余和我一样,四处打工,挣学费,挣生活费。我爸一个月寄给他一百块,肯定不够。我节衣缩食,打算每月寄给他三百块,被他退了回来。寒假的时候我去广州看他,小伙子长得又黑又壮,骑着车替花店卖花。我看着心疼,强行留给他两千块钱。可是在我到北京的第二天,就收到小冬的汇款,两千块,一分不少地寄回来。“姐,我的钱够用,你留着自己花吧。”

    我的日子过得很单调。早上五点起床背单词,除了上课、打工就是去图书馆。每个周一,我都下定决心不再给沥川写信。到了周末,我又故态复萌,忍不住去网吧查看信箱。看到那个0字,我又受到刺激,忍不住又写去一封信。头两年,我还在信里问他,你好吗?你在干什么?渐渐地,我的信只写我自己,有时候是学习汇报,比如:“这学期我选了四门课,精读、口语、写作、莎士比亚。上学期那篇劳伦斯的论文我得了最高分。我在课堂上发言,说查泰来夫人怎可以这样虐待克里福。把我的老师气得半死。”有时候是读书报告,比如:“今天我去图书馆借了一本特深奥的书——《莲花经》。我花了一个星期看完,回头想想,一句没看懂。”有时候是饮食或气象记录,比如:“北京今年风尘真大,我买了一条大围巾。”或“还记得我们学校的鸳鸯林吗?现在林子的当中,修了一个水池,旁边开了一家湘菜馆。里面的红烧肉真好吃。”

    我觉得,我不是在写信,而是在电子信箱里种下一丛春草。“春草恰如离恨,更行更远还生。”

    三年中,因为学习的缘故,我很少回家。只在每年的春节回去过几天。我和我爸大约冷战了一年,我最终告诉了他我和沥川分手的消息。爸听后半天没说话,最后问我,那你,难不难过?我说,已经过去了。正好借此东风,化悲痛为力量,年年拿奖学金回来。

    就在我刚刚上研究生的那一年夏季,学校还没有放假,我收到了小冬的一个电话:“姐,回家看看爸吧。爸爸病危。”

    爸得的是扩张性心肌病。送到市医院,学校的同事不知底细,以为小冬学医,就先给他打了电话。其实小冬只是医学院一年级的学生,除了着急,什么也不会。我爸昏倒在教室里,送到医院的当天就发了病危通知。之后的几天,他一直靠药物维持生命。学校在开始的几天,还不断地送去支票,渐渐地,他们派人向小冬解释,学校无法承担父亲的医疗费。主治医生说,这种病希望很小,除了心脏移植,基本上没治。

    我问小冬,心脏移植的费用会是多少。

    “二十万的手术费。手术风险很大。就算成功,每个月大概还要几千元的抗排斥药费。”小冬一愁莫展。

    “爸……他还能说话吗?”在这种时候,我连哭是什么都忘记了。

    “倒是醒过来一次,”小冬说,“我没告诉他实情。他一直胸闷,心慌,喘不过气,多半猜到自己情况不好,说想见你。”

    “小冬,你马上去调查谁是云南最好的心脏手术专家,我去弄钱,替爸做心脏移植。”我放下电话,打车直奔龙璟花园,沥川的公寓。

    我的手上,还有那个公寓的钥匙。打开房门,一切依旧,一尘不染。公寓的管理费十分昂贵,所以每天都有人来打扫,所有的陈设,还是沥川离开时候的样子。我的心堵得满满的,来不及悲伤,也来不及回忆。

    我在茶几上找到了那个信封,用手机拨号。电话响了两声,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:

    “你好。陈东村律师事务所。”

    “我找陈东村律师。”

    “我就是。”

    “您好。我姓谢,谢小秋。”

    “哦,谢小姐。好久没联系,”他居然还记得我,“找我有事?”

    “我需要钱。”我说得直截了当。

    “能否请您到律师事务所来一趟?钱的事情,电话里谈不方便。”

    “请问律师事务所在哪里?”

    “您知道龙璟花园吧?我们的事务所在二层,204号。”

    我松了一口气,真是方便,居然就在楼下。我下楼,找到那间房,一位中年男士迎了出来,将我请进他自己的办公室。他显然在业界资历颇深,龙璟花园地段优良,租金昂贵,在这里办公是不小的花费。

    “谢小姐,我需要看一下您的证件,以便确认您的身份。”他是北京人,好像是语言学院毕业的,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。

    我给他看了我的身份证和学生证。他点点头,到隔壁保险柜去拿出来一个木盒子。然后,他从里面拿出一本支票本,问:“谢小姐需要多少钱?”

    “你能开多少?”我心里没底。

    “随您说。”他看了我一眼,“或者,您把支票本拿去,自己留着慢慢开也可以。”

    “二十五万。”二十万的手术费,五万的药费。

    他在支票上写上钱数,让我签个名,复印存档,然后将原件交给我。我看了看,沥川已经在上面事先签好了名。

    我把支票放进钱包。陈东村又问:“那两处房产的过户手续,谢小姐不想一并也办了吗?”

    我说:“我不要房产。就是这二十五万,也是我向他借的。以后一定设法归还。”说着,我写了一张借据,强行塞到他的手中。

    陈东村笑了笑,接过,放入盒中:“谢小姐,任何时候,如果您还需要钱,请来电话。”

    果然是沙场老手,不温不热,不推不托,说话知道分寸。

    我爸的心脏移植手术是在昆明做的。他的病情太重,已不能乘飞机去别的城市更好的医院。那天,好几位专家在他的身边工作了四个多小时。手术相当成功。可是,紧接着,爸的身体便有了严重的排斥反应。我们怀着一线希望,竭尽所能地照料父亲。他挣扎着活了二十五天,还是离开了我们。其实,手术风险之大,我们早已知道。但直至办完了丧事,我们还不敢相信,爸竟这么快就走了。

    那年暑假,万木丛生,骄阳似火。突然间,这世界就剩下了我和小冬。

    “姐,我们现在,是不是算孤儿了?”小冬问我。

    “不是还有我和你吗?幸亏当年妈妈将你超生了出来。”

    我弟是超生,因为爸不愿意让我妈打胎。而爸也因此失去了他在这个普通中学所有的提升机会,连弟上户口都大费周章。我们在爸的抽屉里找到几个存折,里面的钱全部加起来了,有两万块。这大概是我们家的全部积蓄。我们用这笔钱给爸选了一个比较好的墓地。

    漫长的暑假,小冬只住了半个月就回学校了。我觉得精疲力竭,于是继续留在个旧。想稍作修整,应付未知的人生。七月的时候,高中同学过来约我到以前的学校去聚餐,顺便看望一下老师,我心情不好,推三阻四,同学硬劝:“别人都可以不去,你这个全校最高分不去,老师会伤心的。”

    无奈,傍晚时分,我骑着自行车来到南池中学的大门。守门的张大婶认得我,更认得我爸。我爸原来就是南池中学的老师,因为超生被降职,发配到更低一级的小镇中学。张大婶远远地向我招手:“小秋!暑假来这里玩儿?”

    “是啊,同学聚会。”

    “听说谢老师……”她摸了摸我的脸,“唉,好好的一个人,怎么说走就走了呢。”

    她不提则已,一提,我的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。我低下头,眼泪掉在地上。

    “哎哎,是我不好,好不易过去了,又提这事儿。”她拉着我的手,硬塞给我一个苹果。

    我于是边吃苹果,边在大门口等我的同学。

    过了一会儿,张大婶忽然又问:“对了,几年前,曾经有个人到学校来找你,我告诉了他你的住址,他找到你了吗?”

    我的手一抖,问道:“什么人找我?大婶您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?”

    “怎么不记得。小伙子生得可俊了,直把刚进门的几位年轻女老师看痴了过去。不过,他好像腿不大方便,走路有点跛。”

    我强装镇定,又问:“您还记得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吗?”

    “唔……三年前吧,春节之前,寒假之后。他还问我这里有没有地方卖南池中学的纪念品。我说,你当这是北京故宫呢,什么纪念品!门口就有个文具店,卖些纸笔之类的东西。然后,他还问我,门口的大街,是不是叫作西门大街。”

    真是不能对伤心人提伤心事,我的泪又往外涌。原来,沥川来过这里,我的家乡。

    “他问我记不记得你。我说,怎么不记得。她们一家人我都记得。小秋上小学就调皮,动不动被老师罚站。哪里想到她后来成绩那么好,成了我们这里的状元。”她还以为我是为爸的事伤心,赶紧把话往轻松处说。

    我擦干泪,向她笑笑:“他是我的一位朋友,北京来的。”

    “也许是我说的话让他高兴了。那时,我孙子正在地上爬,他给我三百块钱,说是给我的孙子买糖吃。”因此,孙大婶牢牢地记住了沥川。

    这没来由的一番话,勾起了我的一腔心事,那一晚的聚餐,自始至终,我一言不发,只顾喝酒,喝得酩酊大醉。醒来的时候,我发现自己睡在一大堆呕吐的余沥中。

    沥川不理我,已过了整整三年。我为什么还想着他,为什么还要给他发邮件,明眼的人都知道我在自作多情。我真是又笨又傻,无可救药。

    爱一个人,没运气;恨一个人,没理由。

    想逃避,没地方;想堕落,没胆子。

    我居然一直是好学生。

    父亲去世之后,我身心俱灰,整整一个月我都没有给沥川写信。回到学校,我忍不住又去了网吧。收件箱上还是一个“0”字。我于是写了一封极短的Email:

    “Hi沥川,我爸爸去世了。为了给他手术,我借了你二十五万块钱,等我一开始工作就会逐渐还你。也许你早已不用这个信箱了。但我还是要说,谢谢你,在这要紧的关头帮助我。我很感激。小秋。”

    这封邮件发出后的两个礼拜,有一天,我接到导师冯教授的一个电话。他说他手里有一封信,是寄给我的。但地址上写的是“师大英文系办公室”,所以就寄到了系里。正好他认得我,就替我收了起来。问我什么时候方便去他的办公室拿。

    我有点怕见冯老师,他特别喜欢我,多次暗示我要考他的博士。而我对学习已产生了厌倦。暗暗打算以最快的速度读完硕士,毕业找工作。

    沥川能说很流利的中文,也认识很多汉字,但会写的汉字并不多。他说是因为他爷爷教的是繁体,他嫌笔画太多,太复杂,就没用心学。所以我从没见过他写中文。信封上的字果然是繁体,果然不流畅,所幸笔画还全,大小相当,所以也不算太难看。

    信封上面虽没有回邮的地址,贴的却是一张瑞士的邮票。我满怀希望地打开它,发现里面是一张很精致的卡,微微地带着薰衣草的气息,淡紫色的背景,当中手绘着一丛白色的百合。没有字,没有落款,什么也没有。

    那么,我所有的Email,他全部收到了。

    我拿着那张卡,心事重重。系里的女秘书笑着问我:“小秋,你集邮吗?这邮票还要不要?”

    我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:“哦,什么?邮票?”

    “是啊。我儿子集邮。小孩子什么都不懂,就喜欢外国的东西。”

    “喏,给你,我不要邮票。”我把信封连卡一起递给她。

    “哎,这信封里面的卡香喷喷的,你也不要了?”

    “不要了。”我笑了笑,“如果你儿子喜欢,就一起送给他吧。”

    那一天,我去了一家首饰店。在自己的耳朵上打了五个耳洞,加上原来的两个,一共七个。左边三个,右边四个。那个给我打洞的小伙子说:“唉,好端端的美女变成了太妹。”然后我去了另一家店,在肚脐上穿了一个金环。

    我把自己原来喜欢的衣服都扔了,去买了一大堆长统袜,网状的那种。每天早上起来,我花一个多小时画妆,用紫色和黑色的眼影,把眼圈画得深不见底。平日我要么穿皮夹克,要么穿小马甲,露出肚脐上的那个小金环,觉得自己很性感。我喜欢料子很厚,样子很夸张的裙子。我学会了抽烟,瘾越来越大,我周末去酒吧喝酒,常常醉倒。扶我的男人趁机在我的身上摸一把,我笑笑,和他打趣,无所谓。

    自从收到了沥川的“慰问”卡,我再也没有给他写信。

    两年之后,我成绩优秀,提前一年硕士毕业。我的导师看着我,一脸的惋惜。

    我将自己的简历递给五家翻译公司。五家都请我去面试。我自然选了本市最大、待遇最好、资历最强的那一家:九通翻译公司。